1979年，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-6落后，不愿给钱，僵持不下之际，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……

整个谈判室里的烟味呛人，气氛比烟雾还要凝重，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国民手指轻敲桌面，目光扫过面前的歼-6战斗机参数。

可对面，埃及空军的军官们一脸不屑，几乎是当面嘲讽：“这种飞机早就过时了，和苏联的战斗机相比都差远了，我们凭什么花钱买？”

谈判就这样僵住了，这场看似寻常的军售谈判，对当时的我国来说，其实是一场输不起的仗。

就在所有人都无处施展展之际，刘国民心头想到一个有点不切实际的想法：绕开这群难缠的空军军官，直接找他们的顶头上司——时任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。

这个选择可并非一时冲动，要知道穆巴拉克曾是埃及空军司令，是真正的行家，懂飞机，也懂军事，更重要的是，他1976年访华时对我国留下了极佳的印象，态度也一直很友好。

刘国民当机立断，通过中国驻埃及大使馆，牵线搭桥总算是联系上了穆巴拉克办公室，并争取到了一次秘密会见的机会。

会面中，刘国民没有绕圈子，他坦诚地分析了歼-6在越南战场上的实战表现，说明了其性价比远超同类战机，并重提了中方无偿修复安-24运输机的往事，强调了中国的诚意，并且还顺势推荐了性能更优的歼-7II，展示了中国军工的实力与潜力。

穆巴拉克静静听完，沉默片刻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相信你们，空军那边等我的好消息”。

而刘国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和我国以及当时埃及自己的社会现状也有很大关系，这虽然说是在赌，但是也是一场有把握的”赌”。

我国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国家外汇储备少得可怜，每一分外汇都得花在刀刃上，过去那种不计成本、无偿援助的“兄弟情谊”，在国家急需资金搞建设的现实面前，已经难以为继。

邓小平同志也是明确指示，中国军工必须走出去，到国际市场上去挣外汇，就连这次远赴埃及谈判的代表团连出国的花销都差点批不下来，有人口袋里揣着区区5美元就踏上了征程，可肩上的担子却是为中国军工的国际化敲开第一扇大门。

另一边的埃及，因为第三次中东战争后，和苏联成为“仇人”，导致其军队中大量的苏式装备因缺少零件和维护而“集体罢工”，也正是这个困境，束手无策的埃才跑来向我国求助，我国二话不说直接无偿出手相助，这才间接的让我国军工有了挺进中东地区军工市场的契机。

可信任归信任，一谈到实打实的做生意，埃及人竟理直气壮地提出，飞机可以先用，钱以后再说，说白了，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“白嫖”逻辑，这可让我方代表团又气又急，刘国民态度坚决：“我们不是来做慈善的，技术不能让步，价格一分不能少”！

眼看对方不为所动，刘国民甩出了“杀手锏”，他直接亮出数据，指出当时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，而埃及已是中国的两倍多，更别提苏伊士运河每年能带来十多亿美元的巨额收入，这番话有理有据，让埃及军官们哑口无言，总算是打消了他们无偿索要的念头。

不过，不“白嫖”不代表愿意掏钱，埃及空军咬死歼-6性能落后，就是个“过时货”，不值那个价，他们不仅在价格上寸步不让，还在运输、罚款等条款上提出各种苛刻要求。

我方也很清楚，这次如果退让太多，以后在国际市场上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，哪个国家都想要来我国这里“割韭菜”，双方僵持了整整三天，谈判濒临破裂。

正是因为面临这这样严峻的局势，再加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这才有了刘国民的“不按常理出牌”。

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方法很是奏效，几天后埃及空军的态度直接是“两极变化”，主动联系中方要求重启谈判，有了副总统的“一声令下”，接下来的过程异常顺利，双方很快敲定所有细节，正式签署了一份价值1.67亿美元的军售大单。

这笔巨款对当时外汇极度匮乏的中国而言，无异于一笔“救命钱”，直接为国内的军工研发注入了强心剂。

更深远的意义在于，歼-6的成功出口，如同平地一声雷，彻底打响了中国军工在国际市场的名号。

此后，沙特、伊拉克等国纷纷抛来橄榄枝，歼-7、强-5等一系列“中国制造”的武器装备开始走向世界，这不仅是一场商业上的胜利，更是一次心理上的破局，它标志着中国军工从单纯的“无偿援助”模式迈向了平等的“国际贸易”时代。

这次开罗谈判，从濒临失败到奇迹逆转，靠的不仅仅是几个性能参数，更多的是靠着我方代表团，尤其是刘国民的一招“出其不意”，直接打的埃及空军的相关负责人是“措手不及”，所以说，有的时候思维就是得跳跃一些，说不定就碰撞出惊人的“火花”了。

信息来源：文汇网--1979年，中国代表团带着5美元去“卖军火”，换回1.67亿美元